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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即将收官之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24年经济工作。今年，我国国民经济“成绩单”预计如何？明年、后年甚至未来几年，经济形势可能面临哪些情况，如何化解风险？中长期如何释放增长潜力？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又如何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值此之际，蓝鲸财经推出经济回望与展望系列稿件，邀请宏观经济研究专家共话经济“形”与“势”，共探经济增长新动能。

本期，蓝鲸财经记者独家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张文魁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他致力于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相贯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融通，研究领域包括增长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产业组织与数字经济等。

“从目前经济情形来看，基本可以判断，全年经济增速可实现5%以上。明年有条件达到5%。”

“明年和未来几年，我们需要面对低于潜在速度增长和伴险增长这两个问题。”

“提振经济增速，应该正确识别助力作用政策和主力作用政策。关键还是要在主力作用政策上下功夫。首先就是要释放企业部门的活力，真正实现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这是第一次按这样的顺序来阐述增活力、化风险、强预期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对待。”

张文魁认为，明年和未来几年，经济“稳增长”应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尽量避免“未富先慢”。要打出更长效的政策组合拳，包括寻找和激发新动能的政策，释放企业活力，壮大住户部门的购买力，重塑地方发展机制。促进民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是“功夫在诗外”。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校准民资民企与国资国企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如何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国际协调与接轨，以实行制度型开放，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应警惕低于潜在速度增长和伴险增长问题

蓝鲸财经：2023年经济发展即将收官之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取向。您对今年全年经济增速有何展望？ 5%的增长是否可期？

张文魁：从目前情形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全年经济增速将在5%以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今年GDP增速上调到5.4%，这比较客观。

不过也应认识到，今年5%多一点，是在去年3%的低基数上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明年、后年、以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速能否稳住？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增速在6%以上。而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我国明年经济增速大约为4.6%。如果真是这样，可能意味着我国经济处于低于潜在增速的状态，也即意味着增长潜力受到某些因素的抑制。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低于潜在速度的增长（growth under potential）在我国会成为常态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讲的growth at risk，我译为伴险增长，是否会比较严重地困扰我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点关注的债务堆积带来的风险，而我国还要应对自己比较独特的风险，即地产链条收缩带来的风险，这也与债务有关，但又与普通的高杠杆率不一样。我认为，如果低于潜在速度增长，与伴险增长叠加在一起，就不能等闲视之。

在我看来，明年和未来几年，我们需要面对低于潜在速度增长和伴险增长这两个问题。

蓝鲸财经：明年和未来几年，稳住经济增速真有那么重要吗？您在今年年初提出，应谋划“双5”增长，即从2023年开始的5年里，把经济增速稳在5%以上。如果明年真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增速只有百分之四点几，那么“双5”增长是否难以实现？现实一点看，明年的增速目标是否应该低于今年，即低于5%？

张文魁：稳增长对我国非常重要。这次政治局会议强调，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我的理解是，如果不能 “持续”，怎么做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和社会稳定的保持？现在看来，稳增长已经不是前两年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举措，而应作为未来几年的战略任务。去年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中央的部署非常清楚。如果增长稳不住，我的一个担心是，中国是否会“未富先慢”？即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经济增速就止不住地下滑，而且放慢到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分析一下那些比较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在人均GDP比较高的时候，也就是国家变得比较富裕的时候，经济增速才掉到4%、3%这样的区间。我国人均GDP去年才1.27万美元，也就相当于1980年代的五六千美元。即使未来两三年之内，我国能跨入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仍然算不上真正的富裕国家。未来几年，我们要尽量避免“未富先慢”，5%的经济增速很有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因为有这样的增长速度，只要释放潜力就能实现。

明年即将到来，现在就应该考虑明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明年经济增速仍应设为5%，只要作出正确的努力，这个目标可以实现。首先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在逐步消退，尤其是实际就业情况与疫情期间相比，已经趋于正常，这将促进明年的消费增速进一步回升。其次就是地产行业下滑带来的收缩效应将逐步减弱。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连续两年下滑，对经济增速影响较大，因为地产链条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预计这个收缩效应明年将有所减弱。再次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某些后遗症也得到逐步缓解，譬如疫情期间刺激汽车消费，但后遗症就是后续购买力断档，现在汽车购买力又开始恢复了。当然，国家的稳增长政策，譬如鼓励民企发展的政策和声音，化解地方债务的政策和行动，也会发挥作用，明年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这都有助于明年实现5%的增长。

要避免“未富先慢”，应推深层次创新和改革

蓝鲸财经：即使明年可实现5%的增速，但中长期如何释放增长潜力？一些专家认为，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有潜力、有空间，应该继续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剂量要足够大。但您也经常提到，提振经济增速，应该正确识别助力作用政策和主力作用政策。那么，站在当前时点，您对下一步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有何建议？或者说，明年应该推出一批怎样的政策措施？

张文魁：从与欧美日韩等国的比较来看，从我国目前的低通胀率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加码都有一定空间。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提到，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同时也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也就是说，中央在论述财政和货币政策时，都说“适度”。我认为，在设计稳增长政策的时候，特别是设计中长期稳增长政策的时候，尤其是在避免低于潜在速度增长与伴险增长相叠加的时候，正确识别助力作用政策和主力作用政策，极为重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然会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发挥的都是助力作用。而主力作用，则来自于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住户等等，它们自己有内在的意愿和动力、能力去扩张经济活动，譬如更多地消费、更多地投资、更多地生产、更多地聘人。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主力作用不够。助力作用政策的确可以继续实施，但分析一下其边际效果，是不是呈现递减趋势？在2009年那个时候，4万亿刺激一实施，企业积极性很高，可以把经济增速上拉两三个百分点，现在企业积极性有多高？经济增速能上拉多少？明年即使继续提高财政赤字率并扩大发债规模，即使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对经济增速的提振作用也比较有限。

所以明后年，关键还是要在主力作用政策上下功夫。首先就是要释放企业部门的活力。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第一次按这样的顺序来阐述增活力、化风险、强预期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对待。中央提出，要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形成。其次就是要壮大住户部门的购买力。企业部门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住户部门购买力的壮大，但这不是全部。政府应该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多下功夫。再次是重塑地方发展机制。我国有三百多个地级市或州，两三千个县或区，它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现在背负大量债务，又深受房地产放缓所影响，下一步不光是要化债，而且要考虑如何重塑地方发展机制，这涉及许多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全面谋划。只要确定了这几个政策主攻方向，就可以设计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那么政策组合拳就可以更有效、更长效。

蓝鲸财经：从过去的政策经历来看，政策组合拳要有效并不太难，要长效就不容易。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需要不断摆脱依赖人口数量、低劳动力成本、牺牲资源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那么政策组合拳是不是应该不断促成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引擎、构建新支撑？就您看来，我们寻找的经济“新动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文魁：要避免“未富先慢”，需要打出更长效的政策组合拳，这包括寻找和激发新动能的政策。人们通常认为，新动能来自于创新。但我想强调的是，创新不仅仅限于科技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譬如数智化是非常重要的创新领域，新产品、新产业、新生态方兴未艾。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布局，且取得良好效果。但数智化绝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前几年，一些机构评估，认为我国人工智能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有所超越，但今年美国的ChatGPT出来后，我国许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又一窝蜂跟随。ChatGPT等科技创新的出现，背后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东西。我国一方面当然需要在科技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也需要改革，譬如这其中如何更多地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更多地开放民营企业参与，以及嵌入全球生态，等等，另外还有数据治理制度，也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创新。

从深层次看，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能不能深入持续地走下去。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前的那个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校准民资民企与国资国企之间关系，以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国际协调与接轨，以实行制度型开放，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促进民企发展的政策：“功夫在诗外”

蓝鲸财经：说到民资民企，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随着“民营经济31条”的发布以及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等措施逐步推出，民营企业的信心持续恢复。您认为，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稳住民企预期、提振民企信心？

张文魁：当前，稳增长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稳民企政策。民企这几年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与经济增速下滑直接相关。当许多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下滑到个位数甚至负数的时候，订单萎缩首先冲击的是民企，特别是中小微民企。而且，账款拖欠等问题会更加严重，从而形成不良循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稳增长的重要性。

而专门促进民企发展的政策，其实已经不少，从2005年的“老36条”、2010年的“新36条”，到2019年的“28条”和今年的“31条”，内容比较完整。加上各部门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起码有几百条。关键是要按中央要求“落下来”。长期以来，我们就说要破除针对民资民企的准入壁垒，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我们也一直努力要同等对待国企民企，但为什么即使民营银行也愿意给国企享受更低利率？

关键还是在于国有部门的政企关系不是普通的政企关系。所以我一直强调，促进民营部门发展的政策，“功夫在诗外”，即在民营部门之外，也就是在于国资国企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有些人认为，国资国企有国资委，是正部级机构，而民营经济发展局只是一个局级单位，所以还是“不平级”，从而不是同等待遇。按照这样的逻辑，设立一个民营经济发展部，就能解决民资民企发展遇到的问题，那真是太简单了。这样的办法，很难说可以解决多大问题，但可以解决一些就业。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的法治环境，才是根本保障。民营企业、民间社会，对法治有良好预期，就会形成稳定预期，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心里打鼓。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蓝鲸财经：最后，又回到您开始提到的低于潜在速度增长与伴险增长相叠加问题，您对稳住增速已经提出了一些分析和建议，那么对于化解风险，有什么看法？

张文魁：前面已经提到，我国既面临与其他许多国家同样的债务堆积问题，又面临地产链条收缩这个比较独特的问题，因此风险因素错综复杂。我国今年已经有一些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出现了资金兑付困难现象，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明年及未来几年，一方面要对加杠杆事宜进行管理，可以加杠杆，但要控制节奏、优化结构、评估风险，同时要推动市场化、法制化的债务重组工作，不但企业要这样做，地方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更多地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今年就申请实行财政破产重组，我国是不是也可以设立有关框架和机制？另外，地方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实行最基本的透明度改革？如何为这类特殊国企构建特别的但又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总之，伴险增长把一些难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以标本兼治的思路加以解决。（蓝鲸财经 李丹萍 lidanping@lanjing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