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纬23度的哀牢山赋予了湖南冰糖橙独特的甜度和口感，也成为褚时健人生最后十几年的战场。

他在这里对抗衰老，也对抗命运。

号角吹响的2002年，他74岁，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头一年，严重糖尿病让他得以保外就医，但活动范围仅限于玉溪。

他也没想过走远。

出狱后，他被旧部下接到玉溪红塔区大营街居住，知道消息的邻居们送来了新米和新鲜猪肉——玉溪卷烟厂的红火曾经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是当地人表达谢意最质朴的方式。

人们都以为，褚时健会在此安静度过余生。

他们显然不够了解斗士的习性。

褚时健转身扎进了哀牢山，他筹资1000万，承包山上2400亩政府农场，要栽种橙子。

这是他在狱中就想好的主意，也是他七十多年来第一次自主选择职业。早年他在家酿过酒，那是家传的生意，至于后来进糖厂、卷烟厂，就都是服从组织安排的结果了。

橙子种植不易。

路途遥远是第一道关：从玉溪到农场，要穿过几片香蕉林、甘蔗林，颠簸4个多小时的山路。褚时健也没经验，尽管他在狱中就靠踱步计算过树苗种植的密度，但现实是：最早几批果实口感都不太好，只能靠他的人脉消化。

王石是很早期的支持者。

2003年，他在哀牢山的果园里见到戴着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的褚时健。当后者兴致勃勃描述着六年后挂果的场景时，王石唏嘘不已：“如果我遇到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

2014年褚时健陪王石一起参观橙园

答案是：肯定不会那么勇敢。

感动之下，王石当年就定下10吨橙子，但发现并“不好吃”。当然，这是多年后才吐露的真心话。

回到2003年，没人忍心打击这位75岁的创业者。正如没人会预料到，褚橙后来会如此成功。

2012年，当褚橙遇到本来生活时，这款生长在北纬25度的冰糖橙已经被褚时健调教得酸甜可口。打动过王石的故事自然也打动了无数北上广的白领，很多人记住了那句广告词：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还有人将哀牢山视为圣地，他们忙着追堵褚时健，企图从他身上找到力量和答案，解开人生谜团。有三十多岁的山西男人与褚时健聊天十几分钟后，扑通一声跪下，就此打消了自杀念头。

其实，答案自在人心。褚时健只是一面镜子，他无法渡人。

02

褚时健生前鲜少流露出激烈情绪。

他总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讲述过往。身处困境时，一句“不想了，不管了”便能让自己释然，随后继续埋头干活，前行。

如此淡定，是性格使然，也是屡经命运无常之后的自我保护。

他少年时就被赶上人生“战场”。父亲早逝后，他15岁辍学，每日劳作18个小时酿酒，和母亲一起抚养弟弟妹妹。后来他当了游击队员，同行的二哥牺牲，他只能冒着战火翻找出尸体背回家去。

1959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三四年间换了三处农场，日子难熬，他就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稀释痛苦，“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

他习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辗转于农场的日子里，他经常读《参考消息》，对外国发展尤为感兴趣。后来他向关系亲密的律师马军多次提及日本，科技革新被他认为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腾飞的关键。

他本身也是技术派。在无常面前，钻研技术是他最擅长的“作战”方式——

少年时，同样酿一斤酒，他能比同行少用半斤玉米，品质还更好;

1970年成为华宁糖厂副厂长后，他对锅灶和燃料进行改造，很快，100斤甘蔗能产出12斤糖，比同行多出3斤。一年后，这家原本亏损严重、每年需要补贴20万元的糖厂实现了纯利润8万，此后也逐年增长。

这成为他在困境中的护身术。文革期间，工厂批斗严重，但没人真正攻击褚时健——他是工厂的摇钱树，大家心知肚明。

新机遇也由此出现。

1979年，他得到平反，成为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厂里情况很糟糕，所有资产仅1000多万，很多工人祖孙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男员工找不到对象，厂区里，遍地鸡鸭、烟头和垃圾。

产品也不行。当时出产的红梅香烟在云南省参加评吸，专家吸一口就皱了眉头：辣、呛、苦。

褚时健搬出了老办法：抓品质。他提升产品线，优化烟叶，很快见效。

在卷烟厂厂长任上，这位企业经营者表现出对时代变迁的精准把握。

80年代末期，他赌上全厂身家，贷款2300万美元，买下一套世界一流的卷烟设备。

上世纪80年代褚时健在卷烟车间

很多人觉得他疯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香烟厂需要有国家烟草局分配的指标才能申请购买国外设备。但这套设备价钱太高，贵州烟草公司、昆明卷烟厂都放弃了指标。

他们放弃了风险，也放弃了机会。

褚时健赌赢了。玉溪卷烟厂成为全国唯一能全自动加装过滤嘴香烟的工厂，没多久，“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香烟占据了全国近八成市场。到1992年时，它已经鸟枪换大炮，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

褚时健就此成为烟草大王。1993年，他去广州参加全国“两烟工作会议”，50多辆高级轿车在机场“抢人”。为了不得罪，他选择了对口接待的省烟草专卖局。

玉溪也从中受益。

在买香烟需要批文的年代，玉溪市里至少有6万人从事着弄批文倒卖香烟的生意，宾馆常年爆满，见过褚时健成为值得炫耀之事。

玉溪卷烟厂后来更名为红塔集团，有人感慨，这是一家印钞厂。

不过，如果故事仅仅到此就归于平静，褚时健就只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非传奇。

逆境永远比顺境更能考验人的心智、毅力和品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伟大都要经历黑暗，曼德拉也曾经感慨，“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995年，褚时健迎来人生最惨烈的那场坠落。一封关于贪污受贿的举报信让他锒铛入狱，4年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没有上诉，也没有辩驳。

多年之后，他和夫人马静芬告诉传记作者周桦，“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

03

家人是褚时健在战场上的盔甲，也是软肋。

他总觉得自己连累过家人。下放农场时，因为褚时健半夜去开会，一条毒蛇爬进蚊帐顶，吓坏了妻女;三岁的女儿褚映群害怕独自呆在茅草屋而一直哭，被着急出门打饭的妻子狠打过一顿。

1979年平反后，褚时健有两个工作机会：去煤矿，或者卷烟厂。妻子过腻了乡间生活，力主后者，褚时健听从了。到玉溪以后，他们有一次在电影院看《天云山传奇》，想起农场的那些凄苦往事，一度落泪，哭成一团。

所有泪水都不及1995年时的苦涩。

被举报后，褚时健继续主持工作，同时接受调查。妻子马静芬、女儿褚映群被送往看守所看押。中秋节那晚，马军前去探望，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屋子里黑乎乎的，只有电视机和一盏节能灯发着弱光。

孤独，那是马军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捕捉到褚时健身上的这股气息。

几个月后，他又见到这位老人痛哭落泪——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见到马军时，褚时健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呢喃着“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自责如同刀片绞在他心头，“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丧女之痛，痛彻心扉。

他原本是想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在后来的坦白中他承认：

“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我自己的将来着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所幸儿子褚一斌没有受到太多牵连。他在1987年就留学日本，后来在新加坡定居。

但这对父子一度并不亲密。

褚时健和褚一斌

少年时期，褚一斌并不喜欢“烟草大王之子”的身份，也不愿按照父亲安排去按部就班生活。他想留学，褚时健不太乐意，提出条件：必须先成家。

褚一斌花了半年时间达到父亲要求。他闪婚，如愿留学，又很快离婚。多年后他感慨：那是一段为了赎得自由而进行的婚姻。

不过，父子之间的牵绊，终究会在时间沉淀中变得厚重。

2005年，马静芬被查出癌症，褚一斌时隔10年首次回国。他推开母亲病房房门时，褚时健腾地一下起身，抓住他的手：“有没有问题?进来时还好吧?”眼角略微湿润。

印象里刚强的父亲老了，也有了柔软的一面。

那段时间，父子俩外出时曾经经过一座庙，褚时健走进去插了几炷香。这位无神论者此前对庙宇不感兴趣，但马静芬信佛，显然，他也想试一试祈福的效果。

8年后，褚一斌在国外接到父亲电话：我85岁了，你看着办吧。

他清楚父亲的期望。

褚时健在哀牢山辛勤劳作，是对命运的不服气，又何尝不是想为儿子、外孙女和后代们留下一份事业?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搏击中，这位一家之主选择了稳妥的路子：起初只有他与老伴投入其中，当农场逐渐步入正轨后，外孙女、外孙女婿后来才陆续参与。

2013年，褚一斌也回归了。4年后，他正式成为褚橙接班人。

今天，他彻底失去了他的父亲——

一位寡言少语的承受者;

一位穿越幽暗的企业家;

一位哀牢山上的精神教父;

一位从未给被命运击垮的强者，直到今天，死亡将他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