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陈根
2020年新冠疫情等风险事件的频发，在重创全球经济的同时，带来了危机也孕育着新机。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入数字化新时代。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通用信息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影响着价值创造的方式。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的讨论，也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叙事星座。
当前，全球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通过利用数字资产，企业可以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扩展新功能，开拓新思路，以更快、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式探索新的创新领域。积小流以成江河，数字化每前进一小步，都将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对数字经济的正确认识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紧跟数字经济变化发展，更科学地认识数字经济基本面，制定更清晰的战略定位，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迈向新时代
疫情无疑是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
作为一次危机，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造成多个国家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失业人口，全球供应链、企业存活、政策应对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均面临大考。
作为一次新机，疫情的场景转换加速改变了个人及企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催化出数字经济的加速进化与重心下沉，数字经济迈向新时代。
一方面，疫情扩大了社会对数字经济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以非自然演进的方式推进了各行业同步数字转型。
疫情前，伴随着消费互联网的充分渗透，流量红利已趋于饱和。而对于产业互联网来说，企业对产品与模式的黏性高，试错成本高昂，需求难以快速迭代。尽管数字转型有助于企业提效降费，但考虑一般场景下，改革传统的企业架构具有高额的隐性成本。并且，改革成本与企业的成熟稳定性成正比，使得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化转型推进并不太顺利。
而当疫情迫使人们首次完全从物理世界中脱离时，在疫情管控的特殊场景之下，迫于现金流压力的企业，企业不得不主动寻求变革，将工作场景向线上迁移，尽可能减少对收入端的负面影响。
此外，企业搭建的数字化运营平台具有可持续性，在疫情结束后群体扩容仍将至少持续2至3年，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企业传由导至个人，在线办公与在线销售等数字化运营模式的建立，也将推动个人非接触服务消费下沉的持续。
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互联网布局，围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为全球数字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动能。
事实上，数字技术塑造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但数字技术的影响力才刚刚萌芽。过去十年中，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推动了消费行为和体验的数字化转型，从购买渠道到付款流程，数字颠覆和跨行业影响已成为新常态。然而，这依然只是数字化的开端。
此前的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依然为流程系统中单一的支撑性角色，比如裹挟于智能手机的APP革命，嫁接于4G网络的短视频爆发。而疫情防控无差别地造成物理隔离，推动数字经济技术的集体进化，将单一的支撑性角色转变为决策系统中的战略性角色。比如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移动支付、短视频、直播、网购等多重模式的叠加，迸发出直播带货的新机遇。
与此同时，随着云、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逐渐融入企业的核心流程和管理系统中，技术共振的乘数效应将企业加速推向智能时代，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又进一步辐射至整个行业以及跨行业的供应链上。
其中，水平渠道是说一个企业的创新带动更广的范围内提升生产力。比如，银行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大举投资区块链技术和即时支付机制，最终为整个金融服务领域都做出了示范。显然，无处不在的联网计算机意味着各行各业都将越发依赖技术和数据。
垂直渠道则是数字产品和服务生产力的提升沿着供应链从生产者传递到用户。2012年，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在澳大利亚创立了第一个数据中心，负责向澳大利亚市场提供云计算服务，帮助澳洲企业降低技术投资成本。随后，AWS及其他云提供商不断进行投资，以改善企业的数据中心工程。由于每项新投资都能减少单位成本，并将减少的成本沿供应链延伸。因此，这也让更多行业从中获益。云的出现帮助澳洲企业提高了产品和服务上市能力，并将生产力的提高沿着供应链向下传递。
显然，数字技术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某个企业或行业结构。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互联网布局，将数字经济带入下半场，因而能助力多元化、全联接的企业提高效率，为全球数字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动能。
数字竞争的未竟之路
数经济的增长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化现象。可以预见，除了在总量方面规模会进一步扩大，数字技术的扩散程度或渗透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外，数字生态竞争将会成为主流的趋势，数字安全的底线意识也将进一步强化。
事实上，疫情之外，今年的特殊还在于——今年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五年计划历史性交汇点上，对于全球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研判，探讨研究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框架，对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其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显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生产模式的改变，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然而，我国产业数字化依然处于发展初期，尤其是先进制造领域数字化应用程度亟待提高。
让经济走上高度数字化的道路并不简单，而政府的数字经济战略更是无章可循。这也提示我们，在新数字化时代，需要采取更全面、主动的举措发展数字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在制定数字化战略时，应综合考虑技术能为经济活动各领域带来的潜在收益以及面临的阻碍。
事实上，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选择上，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面临许多现实困境：新事物的出现对传统的运行和监管方式带来了冲击，体制机制壁垒众多，这也令企业的转型之路尚不清晰。在技术层面上我国技术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目前的数据治理缺乏手段，对数据要素如何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共享依旧有待解决。
这也提示我们，对于数字经济的下半场，首先就是要全面考量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制定最符合本国国情的数字化战略。在政府层面，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发展路径的探索需要顶层设计来给企业做相应的指导；二是强化数字管理和数字立法；三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四是完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体系。
在产业层面，要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以数字产业化构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以产业数字化带动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企业层面，企业的发展重点在于：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加快组织结构变革，调整管理机制，加强数字人才的培养。
数字经济以非排他性的数据为生产要素，能够打破边际递减效应的瓶颈，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能，是全球经济走出存量博弈迈向升维竞争的良方。当前，全球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应建立对数字经济的高乘数效应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从而构成数字与实体经济适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升维竞争中占据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