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教育焦虑，让无处不焦虑。基于对孩子的身高焦虑，中国家长正在打开生长激素的广阔市场。毕竟，在当前社会，身体早已成为人们自我感知的核心要素，身高对个体自我认同及其在人际、群际互动中不断变化和适应的过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7年，生长激素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30.42%。2013年，国内生长激素市场约为12亿元。2019年，市场规模便已达58.89亿元。根据西南证券估算，2020年市场规模大约是77亿元，国内生长激素市场突破百亿指日可待。

然而，与此同时，生长激素的滥用问题及其略带灰色的销售问题也愈发凸显。从治病到牟利，规范生长激素使用已迫在眉睫。

生长激素是门好生意

儿童成长需要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因为它是大脑垂体前叶细胞合成和分泌的蛋白质，是肽类激素的一种。GH主要生理作用就是促进机体合成代谢和蛋白质合成，刺激骨骼生长。

另外，GH可直接刺激成骨细胞代谢，使骨钙素水平升高，刺激骨的生长。即便是性成熟以后，骨骺板逐渐融合，骨长度就不再增加，但是GH对骨代谢和维持骨矿物质含量及骨密度仍起重要作用。

生长激素用于临床治疗的历史已有40年，且在过去30年里相关研究又经历一系列突破进展。1958年，Raben等人首次从人垂体中用冰醋酸提取法成功提取出生长激素。

在生长激素在经历了几代的演变后，1992年，国内仿制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就已获得了高表达工程菌，技术指标达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占菌体总蛋白的30％，产率25mg／L发酵液。如提纯到含量98％以上，则可得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纯品15mg。

重组人生长激素的发展，其使用适应症的范围逐渐扩大。重组生长激素的临床实践除了用于治疗侏儒症，更是进一步用于改善（潜在的）不良生活质量指标（身材矮小）。

此外，在一些国家，各种可能会导致儿童身材矮小的疾病都被批准为生长激素治疗的适应症，包括慢性肾功能衰竭、特纳综合征、软骨发育不全、胎龄小、特发性身材矮小、SHOX基因缺陷征和努南综合征等。

生长激素共有三种剂型，分别为粉针、水针和长效剂型。相比粉针剂型，水针剂型和长效剂型在生物活性、稳定性、安全性和方便程度等方面的优势十分显著，同时长效剂型实现了一周注射一次，在患者的依从性上相比水针和粉针有明显优势。

当然，长效剂型价格则相对较高，患者年用药金额高达15万元。相比之下，水针剂型的年用药金额为5.5万元，而粉针剂型年用药金额为2.0万多元。但不论是粉针、水针，还是长效剂型，生长激素售价都并不算低。即便如此，在庞大的生长激素需求下，其市场空间依然迅速扩大。

中华医学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矮身材儿童的数量接近4000万，存量巨大，而4-15岁需要治疗的患儿大约700万名左右。但是，目前每年就诊的患者数量不到30万名，真正接受治疗的患者不足3万名，药物治疗渗透率不到1%。相比起欧美等发达国家10%以上的渗透率，我国存在巨大的提高空间，即重组人生长激素在国内市场具备巨大的潜在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春高新作为国内生长激素行业的龙头，其核心子公司金赛药业更是超过90%的营收都来自生长激素。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金赛药业营收为10.62亿元，2020年已攀升至58.02亿元。同时，金赛药业净利润由2015年的4.46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7.6亿元。

 90%的毛利率，接近50%的净利率，需求旺盛的生长激素，对药企们来说，俨然就是印钞机。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生长激素开始走向滥用。

规范生长激素使用迫在眉睫

事实上，无论是先天或后天、永久性或短暂性的生长激素缺乏，医治都是值得考虑的，应当和医生探讨合理的治疗方案。当发现生长激素分泌确实不足，可使用激素治疗促进儿童成长，治疗剂量由临床表现而定。

然而，身高焦虑普遍蔓延的环境下，对生长激素的使用也开始从治病转向滥用。要知道，人与人之间身高的差别，从不仅仅表现在每个人的外貌上，更深深影响着个人社会知觉、人格和心理健康。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身高较高者有着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和更高的幸福感，焦虑、抑郁水平更低。身高上几厘米的差距，可能就是个人一辈子如影随形的“阴霾”。

而这些社会的评价反映到孩子身上，造成的父母的“身高焦虑”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人们的身高焦虑从电视购物时代就已经彰显。彼时，电视广告里循环推销着增高药、增高鞋垫等长高神器。而今，生长激素获取的便利性，让大量充满着身高焦虑的家长，将其当作“拔苗助长”的神药。

2012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就曝光，不少儿童生长发育门诊的医生，将生长激素当作“增高神药”，开给渴望增高的青少年使用。

2013年8月，《中国经营报》、《证券市场周刊》接连发文，指出生长激素龙头企业长春高新的销售模式是让患者在公立医院开具处方然后到小医院拿药，这过程可能会让医生赚回扣。

2016年，湖南的儿科医生向媒体曝光生长激素在当地存在滥用的情况。

不久前的8月4日，新华社则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兴起的“增高针”，就是注射生长激素，存在滥用现象。这可能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文中还指出，“国内一家生长激素龙头企业，2016年至2020年的5年间，其年收入增长了4倍多，收入90%以上都来自生长激素相关产品”，而且存在医药代表用高额回扣来引诱儿科医生滥开处方等问题。此文章一出，8月5日开盘，长春高新、安科生物生长激素相关概念股双双大跌，下午开盘长春高新跌停，安科生物跌近9%。

《半月谈》杂志也曾在暗访中发现，医院有些医药代表穿着白大褂向家长推销生长激素，劝说其为4岁孩童打激素，而且要打2-5年时间。显然，规范生长激素使用已迫在眉睫。

一方面， 是让生长激素回归其治病的初心。矮小症的发病率为3%，以现有适龄人口来算，需要治疗的患儿约有600~700万。但这700万矮小症患者是否真的需要用生长激素治疗，是否存在超适应症用药仍然没有清晰定论。在国家医保中，重组生长激素被明确界定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万分之一左右，按照近10年出生人口推算，全国每年新增患儿人数只有1000多人。

矮小并不意味着有疾病，或者生长激素缺乏，很多个子矮小的孩子，生长激素分泌是正常的。甚至有些孩子身体分泌的生长激素浓度可能很高，只是由于对生长激素不敏感而导致身材矮小。并且，生长激素缺乏的诊断存在误差，许多被诊断为“生长激素缺乏”的患者实际上生长激素也分泌正常，应属于特发性矮小患者，而非生长激素缺乏症。

另一方面，身高焦虑作为生长素滥用的土壤也需得到重视和改善。当身高所牵连的社会意义反馈到个体上，便延伸出了丰富的、分化的社会体验。身材高大和许多优势联系在一起，高个头隐喻着权力和重要性，而矮小则意味着劣势与弱势。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打破诸如此类的刻板印象和成见。

身材矮小并不是一种缺点，更不是在学校受欺负或是在生活中遭受不幸的根本原因。如果排除经济社会层级的其他因素，身材矮小并不会表现出临床上显著的行为或情绪问题。有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身高的关键应是获得心理感受或生活质量的改善。

一个人是否能够继续长高，关键在于这个人的骨垢线是否闭合。但这个关键因素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或者时间限制。它因人而异，有的人18岁就不再生长，而有的人却可以在二十三四岁仍然长高。说到底，身高是先天（基因）配合后天因素（营养 / 生活习惯 / 成长环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可否认，生长激素在国内市场具备巨大的潜在空间，但也仍需要避免对于“求高”而落入的“身高焦虑”陷阱。从治病到牟利，再从牟利回归治病，生长激素才有可能药尽其用，从而带来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